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这首诗，特别是其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可谓家喻户晓。但多年以来论者无一例外肯定、赞赏“横眉冷对”一联，不但撇开诗题“自嘲”不顾，将自嘲释为自誉，更进一步认为鲁迅对此也持首肯、赞赏态度，其实鲁迅何尝如此。
此诗作于1932年10月，这时，左联已成立两年，左联柔石等五烈士已牺牲一年多，而距离鲁迅逝世只有四年，鲁迅已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众所周知，鲁迅一直是“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不仅用它来抨击、揭露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及假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用它来解剖自己。“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坟·写在坟的后面》）《自嘲》正是一篇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自己过去人生观、战斗姿态的自我解剖。
作诗的时候鲁迅的处境怎样呢？他说：
上海曾大热，近已稍凉，而文禁如毛，缇骑遍地，则今昔不异，久而见惯，故旅舍或人家被捕去一少年，已不如捕去一鸡之耸人耳目矣。我亦颇麻木，绝无作品，真所谓食菽而已。（鲁迅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
前面所说的正是“华盖”的具体内容；最后一句“我亦颇麻木……”说的是迫害已到了难以动弹的地步，正是“未敢翻身已碰头”的注脚，是全部自嘲的出发点。
“破帽”一联是对自己过去处世态度的第一重回顾。上句原为“旧帽”，言不改故装；下句原为“破船”，言不识艰险。这是自嘲的第一方面：客观形势是“未敢翻身已碰头”，主观上却依然故我，不识艰险，不作相应策略之改变。
“横眉”句谈自己对敌斗争的态度，“俯首”句谈自己对亲人的态度。从诗的结构承继关系说，是对自己处世态度进一层具体剖析。为人处世最要紧的当然是对敌与亲的憎和爱。这一联是自剖－自嘲的第二方面。鲁迅在二重“围剿”中成为空前的民族英雄，对敌人是最坚决、最勇敢的战士，但他非常讲究策略，最善随机应变，他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斗争艺术家，无产阶级文化营垒的主帅。1932年前后他曾多次批评不讲策略的蛮干：
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忆前此来函，颇多感愤之言，而鄙意颇以为不必，……因一时之刺激，释武器而奋空拳，于人于己，两无益也。（1932年3月20日《致李秉中》）
郑君（振铎）锋芒太露而昧于中国社会情形，蹉跌自所难免。（1932年6月5日《致台静农》）
乔峰事蒙如此郑重保证，不胜感荷。其实此君虽颇经艰辛，而仍不更事，例如与同事谈，时作愤慨之语，而听者遂掩其本身不平之语，但掇彼语以上闻，借作取媚之资矣。顷已施以忠告，冀其一心于馁，三缄厥口，此后庶免于咎戾也。（1932年8月1日《致许寿裳》）
这些信中所批评的“释武器而奋空拳”、“锋芒太露”、“时作愤慨之语”正是与“横眉冷对”一样不策略的“于人于己，两无益也”的表现。由此可见鲁迅不是提倡“横眉冷对”，而是批评“横眉冷对”。
在1932年7月8日致黎烈文的信中，鲁迅更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斗争策略和采取这策略的现实依据：
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但倘遇此辈，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对之一笑，徐徐扑之。
从这里可以见出，鲁迅提倡的不是“横眉冷对”，而是“横眉巧对”。
同时，鲁迅对“俯首甘为孺子牛”也持有发展的认识。
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1931年4月《致李秉中》）
从“只得”与“无可奈何”可以看出鲁迅是不甘作“孺子牛”的，或者说是不赞赏“甘为孺子牛”的。他因忧国忧民，不愿有子，而又极富人伦之情。肖红说鲁迅曾承认自己对待下一代的感情是“母性”之情。（《新文学史料》1981年3期69页）他一方面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甚至取笔名、刻印章为“孺牛”、“孺子牛”，对膝下眼前的下一代倾注了远超于父爱之情；一方面理性上又觉得“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表达了“不甘”如此之意，视为可笑之举，列为自嘲的内容。
这里的“孺子”主要是亲属子女，推而广之，也指年青一代，鲁迅同样也由持“俯首”的姿态转为否定“俯首”的分析态度：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想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三闲集·序言》）
“躲进小楼”两句是全诗总结。在检讨、回顾、剖析了自己过去的人生观、战斗姿态后表示对目前情况的自剖、自嘲。鲁迅一方面是终身在与敌人作韧性的战斗，晚年显示出更为坚定，更为清醒的特点；另一方面，在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实的上海，“文禁如毛，缇骑遍地”，二重“围剿”，四伏危机；进不能行寸步，席地避难长达数月；退而从北京的老虎尾巴逼退到上海且介亭。革命者何时有扬眉吐气之时，如此人生，如此中国，可悲而又可笑！这是自嘲的最后一点。比前不同的是带有被逼退的文化战士的悲哀，失去战场、远离硝烟的寂寞。同时，他深居孤岛，独战小楼，常常深感“吟罢低眉无写处”，并没有尽自己所能，说尽自己所想说的话，做尽自己想做的事。
我为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1932年2月4日《致李秉中》）
我亦颇麻木，绝无作品。（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
左联战士柔石等走向政治斗争，“只要学起来”的铿锵哲言时刻在冲击着他，而他内心更有积蓄已久的因献身民族解放不得不放弃个人志趣的苦闷，“这显然由于他的艺术的天才在要求发展而又未能尽量发展的缘故。”（冯雪峰《回忆鲁迅》）“躲进小楼”中有一种“千古文章未尽才”自觉的伤痛。
当然，这些自嘲中的矛盾、悲哀和伤痛绝不说明鲁迅畏怯或偷懒，也不说明鲁迅后期作品稀少或不伟大，这些却也包含一位伟大人物严于审视自己的自谦、自叹，绝非自誉则可以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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